但跟一条信息能带来的利益相比，这点成本不值一提。
一名互联网公司风控人员告诉36氪，他们曾抓到自家客服批量把客户线索卖给竞争对手，“保守估计，我们飞单的损失能有上千万元”。
互联网的激烈竞争，让一条信息能带来的价值，去到完全不同的新高度。
网约车大战最激烈的时期，一名行业内人士曾告诉36氪，他们为了获取滴滴的补贴数据和现金流情况。获取滴滴的数据有利于制定自己的补贴计划——要比滴滴的补贴高一点，但不能高出太多，在争市场份额的同时，把每一分补贴都花在刀刃上。“1%的差距，可能会导致上千万的损失”。
还有的时候，一条信息的价值甚至难以用钱衡量。
一家百亿美金估值的公司，正值一轮十亿美金量级融资的关键阶段——投资方已经签完了投资意向书，但还没有打款。突然一天，投资方收到了来自该公司竞争对手的举报邮件，称其数据造假、亏损比想象中更严重。竞争对手的创始人还亲自去截住了投资方，希望他们调查清楚再给钱。
多次排查后，该公司发现，对手花钱搞定了他们的一名内部员工，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爬虫了自己的内部数据。虽然一番波折后还是搞定了融资，但创始团队还是捏了一把冷汗：彼时已经进入最激烈的竞争阶段，业务极速扩张，“如果竞争对手拖住我们晚几个月拿到钱，整个行业格局可能都会被改变”。
类似的故事正在商业战场上发生、重演。让公司们吃了闷亏的，正源于一次次的数据买卖。
相对应的，互联网公司的员工们，发现对自己的监管日益严密。
新进入阿里、字跳、快手这些大厂的员工们往往感到惊讶：离开座位时没有关上电脑，就会风控部门叫去“谈话”，甚至被罚款。
滴滴的老员工发现， 曾经可以随意查看的跨部门的单量信息，现在都已经被严密地叠加了权限；快手的老员工发现，数据文档不能被随意下载，更不能被传输；阿里的老员工发现，数据查看的审批更严格了。
拼多多甚至没有内网，还解散了内部微信群聊。即使有一些群只是员工们为了交友、踢足球、拼车而建立，也很快会被HR发现并进群宣布解散。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邮件，或者上司单独通知而传达。“这可能是担心员工们在群里闲聊时，无意中透露工作相关的信息，内容不受控制”，一名离职员工对36氪分析。
无论是BAT还是TMD，每年公开的风控通报中，因为窃取商业机密通报、开除员工的情况，已经越来越频繁出现。这让身处其中者心惊肉跳——这意味着失业、期权股票作废，而且未来的职业前景也堪忧。
谎言、真实、利益、情报……层层传导之下，信息谍战正在创造一个越加不互信、越加管控严密的互联网生态。
信息战，从一个电话开始
最开始，一切显得相对无害。
在咨询公司的5年里，张璐的日常是，她先会联系上潜在的“专家”，以聊行业为名开场，紧接着抛出诱饵：如果愿意打电话深入聊一下，每聊一个小时，就会获得相应的“回报”。
回报如下：普通员工级别的“专家”，每小时的酬劳（一般称为顾问费）为1000元人民币左右；高级别的管理岗或者特殊身份人士，每小时可以收获数千甚至上万的回报。张璐还听说，有一位在几家 大公司做过核心高管、目前出来创业的一个“专家”，曾被开出每小时两万美金的价码。
聊点什么？36氪查看法院文件发现，一名被字节跳动起诉的员工，曾在2017年到2018年间，五次接受了竞品委托来的咨询公司打来的付费“专家call”，沟通的信息除了字节的产品、竞争力之外，还有互联网公司“大佬”的八卦。
不过咨询公司员工更直白的说法是：咨询顾问的工作就是把“专家”摁住问“数字”，在一小时内问出的数字越多，咨询顾问就越称职。
张璐的经验是，信息最密集的输出往往发生在电话的前十分钟里。按照约定，咨询公司，或者是雇主，一旦觉得“专家”无法提供有效信息，可以选择在十分钟之内挂掉电话，并且不支付费用。
“这是一个双方都心知肚明的交易，一个想要信息，一个想要额外的收入”，张璐称。
有时候，有一些更特别的需求。
一名“专家”曾经被咨询公司委托，在两个月内每天盯住自己的老板是否出现在办公室以及出现的时长，彼时这家公司正忙于躲供应商债务，而同行想了解它的窘迫情况进而压价。而另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助理，曾被咨询公司委托，实时汇报老板打车去了哪些地方、待了多长时间——当时那家公司正在融资的关键阶段。
这类过程中，往往由张璐给“专家”打电话，雇主跟在身边——他们们很少会直接透露自己的身份，通常称自己是张璐的同事。
在张璐的背后，则是她所供职咨询公司的“专家库”。任何一个能够提供信息的人都被称为“专家”，他可以是一家企业的创始人或核心高管，也可以是一个基层员工，可以是供应商，也可以是一个行业观察人士，甚至是参与制定行业规则的“真专家”。
而咨询公司的客户们，其中包括很多互联网公司，看中的就是咨询公司们“专家”资源库的丰富度。所以咨询公司们往往以量取胜——在竞争激烈、大公司横行的赛道里，毫不夸张地说，重点业务线的运人员、产品经理或者战略分析师们，只要在招聘平台上发过简历、留过联系方式，不久之后就可能会出现在“专家库”里。
厉害的咨询公司甚至有大公司运营总监以上的“专家”资源。一位咨询机构内部人士称，在互联网公司没有严抓“内鬼”的前两年，618和双十一大战前一两个月，“拼多多补贴策略和怎么做活动的具体信息，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关心的数据，就已经能拿到了”。
当然，有时候，信息的获得也要靠一些“笨办法”。
一家国内手机大厂，为了得到真实的小米线下数据，曾经委托咨询机构在十个一二线城市雇佣了多名实习生，每天在小米店门口记录用户进店和出店时间，购买产品数量，由此得到了多个地区小米线下的详细出货情况。
二手车行业中，车易拍2015年在媒体上宣称自己的交易数据行业第一，而优信拍监测到的车易拍网站交易数据，与车易拍所宣称的行业第一并不符合，优信拍对此进行了截屏并公布了所统计的数据。有知情人士对36氪透露，当时正是优信委托了咨询机构，每天派出大量的人力，在全国各地车易拍的交易系统上拍下后者的成交记录，最终推算出了车易拍真实的数据，以及造假的记录。后来这种方法也被做空机构用在了瑞幸咖啡上。
在买数据上，“甲方”互联网公司们越来越舍得花钱。
很多腰部以上的互联网公司，目前每年在咨询公司买数据上的花费，通常会达到上百万。大公司们则更不计成本，“上千万都是少的”，张璐强调说，这还是按季度或者月度更新的频率，“如果是特殊情况，需要数据每周甚至每天实时更新，那花费就会成倍地增长”。
“我没有为钱发过愁，没有哪个数据是我想用（买）但是用不了的”。张璐如今已经离开咨询公司，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做战略分析师——这正是这几年的行业跳槽潮流。
不过，随着这些富有经验的咨询顾问们跳槽到“甲方”，甲方们也越来越能发现咨询公司的漏洞。
从第三方，到自己做
张璐发现，在针对某游戏直播平台的调查中，他们合作的咨询公司发过来报告里，很多关键数据和他们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大相径庭，甚至差出了三四十个百分点。
是否应该相信咨询公司的数据？如果按照咨询公司给来的数据，整条业务线都要重新调整，这里面牵涉到用户获取、对主播的补贴、抽佣规则的制定，以及广告投放等方方面面。
另一名商业分析师李鸣则发现，单纯从咨询机构拿数据，已经很难满足公司对信息的需求了。他需要的是对手在每一个重点城市的具体单量、利润和补贴数据，他要据此帮自己公司制定补贴规则。但市面上大多数咨询公司，能够准确提供的往往只是DAU和MAU等用户维度上的常见数据，但涉及到钱的重要数据，要么无法提供，要么就不太准确。
李鸣如此解释这种纰漏：旺盛的需求下，一个咨询顾问可能同时跟几个项目，“他的精力不可能全在我这，他可能找两个专家，得到几个定点的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去大致推算出全国的情况，但这里其实有很多城市和月份是缺失的”。
还有一次，李鸣想了解对手在本季度的数据，结果咨询公司给过来的是内容是在一年前的数据基础上加以推算和调整的。
一个公开的秘密是，顾问们通常都有自己的行业微信群，里面每天都在流通着各家大公司的信息。“有些顾问是自己愿意分享，希望资源互换，还有的顾问是想把信息做二次售卖”，张璐说。这就导致很多顾问直接将现成的信息储备起来，稍做修改后拿去应付差事。
找咨询公司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后患。一名高管曾无意中发现，为他们打听情报的咨询顾问，转手将他们的信息卖给了竞争对手，相当于做双面间谍赚了两份钱。
更让人后怕的是，张璐曾听说，有公司在筹备上市阶段，委托咨询公司写招股书，并提供了大量公司内部数据。这些数据中有一些是暂时不能对外公开的，但是后来这些数据被咨询公司的投研部门又写成了报告，很快全行业都知道了，竞争对手也知道了。
压力之下，自己做，已经成为大公司们应对信息战的共识。
随着竞争的加剧，竞品跟踪的专业岗位逐渐出现，并得到重视。“每个大公司的重点业务线，通常会有两三个或者更多的分析师，只负责盯住竞争对手”，一名商业分析师告诉36氪。这些人通常有咨询公司的工作经验，但那些有甲方大公司履历的人，往往会更受青睐，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有着众多前同事“资源”，并且这些前同事们会流向其他大公司。
他们每天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盯住竞争对手的各种数据，尤其是重要公司，以及那些新孵化出来的、还看不懂战略打法的业务条线。“老板经常会问，能否去了解一下对方的一个业务最近在做什么，做得怎么样、有多少单量，之后，同事们就要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方式去打探信息，并迅速给出答复”，李鸣说。
业务越新竞争越强，信息越关键
“商业分析团队，要么解决目前不知道怎么做的问题，要么解决未来要做什么”，一名商业分析师对36氪解释。
这意味着，在成立时间越短、竞争越激烈的业务，商业分析团队越关键。如今一家大公司的重点业务线，商业分析师团队可能会高达几十个人。
这是一个和时间赛跑的团队。
快速搭建商分团队是第一步。去年社区团购大战初期，无论是滴滴美团还是拼多多，都在快速招聘战略分析师。一名猎头称，去年夏天，这些公司一度会开出高于其他公司两倍的薪酬招聘商业分析团队，而且如果有员工愿意内部转岗，那么在薪酬和职级上也会有优待。
一名社区团购业务的分析师称，需求之急，他甚至被要求在一个星期之内入职。因为社区团购属于新业务，“大家都想知道对手们是怎么做的”。
他们被要求快速拿到竞争对手的数据和架构信息。一名竞争对手的分析师称，当听说字节跳动也要做买菜业务时，团队被领导要求，最快的时间里打听出对方新业务的所有信息，“这用于衡量出快手做这件事，对于行业的影响和风险点”。
一时之间，行业研究团队和高级招聘组的分析师同时出动，前者负责打探动态和进展，后者则全力以赴了解对方的组织架构。“几乎是联系上了自己在字节跳动认识的所有人，”他称，自己甚至尝试过通过猎头直接联系上即将入职对方团队的人。
当了解到字节跳动打算在湖南搭建仓库、招聘市场团队时，他的同事立刻飞到当地，同事的策略是，自己想办法接近字节跳动在当地的团队，同时联系上当地的一家服务公司，派人每天盯住他们的仓库和门店，了解对方的出货信息。
一次，“好不容易联系上了对手在当地一个团队的业务负责人，对方答应晚上见一下，结果我们的人等到凌晨两点，对方也没有出现”，上述分析师称，沮丧之时，那名分析师同事给对方发了很长的一条信息，情真意切地诉说自己在当地等待的辛苦，以及对相互合作的期待，“结果却依旧没有打动对方”。
不过目标最终还是达成了。不到一个月，字节买菜业务在湖南的仓库、团队，以及单量和补贴等信息，就被这家对手公司写成了详尽的分析报告。
当巨头们纷纷挤进一个新赛道时，商分团队的表现，往往最能体现各家公司的战略把控能力。一名行业专家称，去年社区团购最火热的时候，他同时和行业里几个重要玩家的分析师团队接触过，“能明显看出哪家公司的分析师对竞争对手的了解是最多、最详细的，因为他们愿意花更多的人力和金钱在研究上。而有些公司商业分析师的表现，可能很难对业务有所赋能”。
当对手有了新动作，就得快速行动起来。
2020年初，微信要做视频号的消息传出后，抖音和快手都对此消息很重视，当时一位业内人士告诉36氪，“当时抖音决策层倡导，防御微信视频号成为抖音内部的一致目标，其他需求都要暂时为此让路。”
商业分析师团队又出动了，很快，他们打听到了一组让公司高层十分重视的数据：微信视频号与抖音用户重合率将近5%，最高不超过10%。这意味着，微信视频号的用户群体与抖音几乎不重叠，视频号获取的是抖音现有五六亿用户之外的增量用户，而这一部分增量用户并没有被抖音拿走。
突破Source的心理防线
要拿到准确信息很难。
张璐的经验是，大多数“专家”并不愿意突破职业道德的心理底线，加上担心暴露自己，不愿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咨询公司的“专家call”过程往往像是“你答我猜”的游戏，经常发生如下对话：
“（某个数据）能否达到一个亿？”
“差不多。”
“上下浮动超过20%吗？”
“应该没有”。
几番猜测下来，咨询顾问们才有可能得到一个大致“差不多”的数据。
那么，要拿到准确的信息需要动用更强劲的手段。
春节，商业分析师李鸣是在焦虑中度过的，还没等假期结束，他就匆忙赶回北京。但一直等到大年初十，才终于在一家咖啡厅里见到了那个让他苦等的人。
对方是竞争对手的运营经理。他还有另一重身份，是李鸣培养和合作了近几年的重要“线人”。
几年时间里，“线人”每周为李鸣提供一份完整的报告，里面包括自己公司日单量、补贴，以及毛利等多项核心数据，以及公司内部的新鲜事。
平常的日子里，两人只在晚间，线人下班之后电话联系。如果需要留下文字记录，通常会选择用国外的邮箱，即使这需要翻墙。李鸣还曾在街边买过一张不记名的储值电话卡，作为和“线人”的联络号码，不过去年开始，那张电话卡莫名其妙就打不出电话了。
一切都很顺利，直到“线人”突然通知李鸣，自己打算春节后离职。另一家公司给他提供了更高的级别，以及更多的薪水。李鸣把他约在咖啡厅里，目的就是说服他留下来。
开门见山，李鸣提出可以每个月可以多给对方数万元——加起来已经高于“线人”新工作的薪酬。见对方有些动摇，李鸣继续加码，两年后如果对方还想走，自己所在的公司可以为他提供一份更好的职位。这些都是春节期间李鸣和老板商量好的“留人”对策。
“如果对方留不下来，我自己最坏的打算，也是辞职”，李鸣称。
“Everything is source，source，还是source”，张璐说，这句话在信息战里永不过时。行业词汇“Source”是人脉的意思，这是分析师行业最重要的资源，甚至是根基。这某种程度上跟CIA之类的国家情报机关，方法论上高度一致。
分析师们更多时候从底层员工入手，打听细枝末节、甚至充满主观臆断的信息。这极为考验他们的分析，“你需要拨开信息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最终拼凑出一个最有可能的结论”。
分析师们都想接触更核心的人士，但这些人往往不会为金钱所动，需要的是分析师们长期沟通下来付出的耐心、真诚，甚至是玄妙的时机。
张璐和李鸣都愿意花时间和线人建立长期的信任关系。请客吃饭、喝咖啡、送礼物是必不可少的，一名分析师称，为了打通对方公司的销售，滴酒不沾的他甚至还学会了喝酒。
一名商业分析师说，有一次，他去见一位对自己所在公司和行业很有好奇心的线人。两人约在咖啡厅里，饮料还没端上来，这名分析师就打开了自己的电脑，逐一告知对方公司真实的数据情况，“带过我的老师说，如果有线人需要某些不触及底线的信息，那么你就给他”。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有机会能在对方的电脑上看一眼数据，“我希望未来有一天，我有需要的时候，对方能够直接给我发来一个Excel表格”，他强调说，“这是最理想的状态”。
曾在某大厂做战略分析的董强，则直接把线人捞出局子。当时他负责紧盯的对手公司将一名贪腐的中层员工送了进去，董强判断那名员工有“营救”的价值。在和对方家属沟通后，他找了中间人去说和——当然对方并不知道中间人是受董强委托。几经周折，最终成功让那名员工被取保候审。
和线人成为朋友并非不可能。一个ofo前高管称，有一次他去外地出差，和当地的运营负责人吃饭，对方带来了一个朋友。谈笑之间，这个高管发现对方对摩拜的业务和数据信手拈来，追问之下，对方淡定地说，“我在摩拜工作”。
打动前同事，争取他们的支持，有时至关重要。一位业内人士对36氪说，曾有一位在业界名噪一时的分析师，可以拿到百度搜索引擎方面的所有数据，“凤巢系统每个季度能赚多少钱，具体到医疗、教育和电商方面的信息流广告卖了多少钱，所有数据一概通吃。他能够拿到数再推模型，而不是通过模型来反推数据”，而这正是因为这位分析师在百度核心部门有几位相熟的前同事。
外卖战场上竞争最激烈的那两年，一名前高管称，他们的分析师甚至能够突破对方负责运营的前同事，直接拿到各个城市在当天的补贴以及单量的Excle表格——这让他们可以根据对手的补贴情况，灵活调整自己第二天的补贴打法。
把线人直接挖过来，也是一个手段。曾名噪一时的某二手车平台，就在2017年间买通了当时竞争对手在某重点城市的HR负责人。对方发来了写有员工详细信息的名单，上面还标注着哪些员工值得挖并且有跳槽的动机。最后这家公司直接高薪挖走了对方在那个城市的几乎所有员工，也包括那名HR。
这让对手公司耿耿于怀，出于报复，他们也开出两倍甚至三倍的薪水，又将对方的员工都挖了过来，然后以试用期没通过为由，将他们全部开除掉，“如果不让他们走，我的薪酬体系就全乱套了”。
有人挖人，就有人往里送人。一个上门美甲公司地推员工告诉36氪，公司会在竞争对手那安排卧底，除了第一时间打听到对方的地推战略和优惠计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瓦解他们的团队。他听过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卧底”成功说服对方集体跳槽，带走了一个将近20人的团队。
还有公司将竞争对手的保洁人员发展成线人，不仅以打扫卫生为名拍下了公司的会议安排、盗窃办公电脑和文件、偷听高管开会，还多次在会议室里隐秘地安置录音笔。
从难以靠“专家call”突破source不愿吐露准确核心数据的心理防线，到最终拿到极为准确的数据，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就是这样一步步被突破的。
信息谍战如何摧毁“硅谷信仰”
肉眼可见地，各大公司在信息把控上越来越严。
一个电商行业的采购人员，在离职时拷贝了前公司的资料，并去了竞争对手公司入职。几个月后，因为前东家报警，这名员工在办公室被警方带走，一起前来的，还有手拿录像机拍摄取证的前东家员工。因为这名员工并没有将拷贝的资料商用，加上证据不足，他很快被释放。
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都很难对泄露信息的员工采取法律手段。36氪翻看了公开的判决文书网上，互联网公司起诉员工出卖商业机密的案例并不多。
难点首先在于，员工们可能并不清楚，哪些信息是普通可供交流的信息，哪些属于商业机密范畴？此外，也很难界定，一则信息泄露究竟给公司带来什么经济损失？最能定罪的一点，是员工是否收取了经济利益——但很多信息其实只是员工在闲聊中无意透露的，并没有收钱。即便如前文那位接受5次付费“专家call”的字节跳动员工，最终的惩罚，也只是赔偿公司不到2万元。
最佳方法，是防范于未然。
一名知情人士称，字节跳动的高管如果有重要的会议要开，通常都会选择在办公室以外找个“熟悉且安全”的地方，并提前屏蔽掉那个房间的信号，以确保不会有人监听。
一个周五晚上，瓜子内部防信息泄露系统突然发出尖锐的警报，显示有人在批量地挖数据包。“肇事者”很快被抓住，是一个刚入职没几个月的员工。被发现时，他正在把所有数据都打包成文件，通过QQ往外发。这是一次“后果不堪设想”的危机，“他发的全是我们的业务数据、运营数据，如果被竞争对手拿到，基本上可以把我们看个底儿掉”。瓜子称，其内控系统“北极星”一旦发现员工下载文件，就会启动报警装置，从技术上让员工无法通过任何社交平台将文件传输出去。
大量互联网公司都做了信息监控系统，员工的办公电脑和手机上必须安装，否则无法正常办公。其功能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强大。打开系统里的任一页面，上面都会显示带有员工名字的水印，而且搜索过的所有记录都会保存下来。
一名员工称，一次工作时间，他在内部系统里搜索了几位同事的信息，当时那几个人正在负责一个刚孵化出的新业务。不到一个小时后，他被HR请去了风控办公室，在那里，他被详细询问为何要搜索那几位同事的信息，“风控的人怀疑是猎头想挖那几个同事，买通我要他们的联系方式”。
阿里员工表示，如果想拷走电脑上的文件，U盘插进去，很快就会被技术人员发现。
一般来说，只要电子设备接入的是公司wifi网络，IT人员就有可能监控到员工的电脑信息和手机信息。虽然这在法律上属于非法取证。
但配以互联网公司的侦查部门，往往就能取得成效。
一位员工被公司风控部门带去小黑屋谈话，对方是这么找到他的：被泄露的信息，内部系统里查看过的人不超过10个，一个一个盘问即可。在隔绝的空间里，在审问方持续不断的数小时盘问，并承诺坦白从宽的情况下，这位员工承认自己把信息告知了朋友。结果并不是“坦白从宽”，而是开除。事后回忆，他觉得公司也没有确凿证据，但当时自己被“吓懵了”。
这些风控部门成员，往往来自公检法部门，和拥有多年经侦经验和情报分析的老刑警们。“公司对于这些人，薪酬几乎没有上限”，一名曾就职于互联网巨头公司的风控部门员工称。
略小的互联网公司即使无法高薪请来风控官，可能也会购买“侦察服务”。董强告诉36氪，一些第三方服务机构并不会公开标明自己有这个业务，但是圈内人都会通过熟人介绍的方式联系到这些机构。
一旦达成合作，这些机构往往会以内部技术部门来检查网路为名，用专有的仪器设备来检测办公区域是否存在信息被泄露的风险，甚至直接检查员工们的办公电脑，并最终为公司提供日常侦查的建议和设备。董强说，这些机构往往按办公区域的平米收钱，“费用不菲”。
不唯互联网，商战的手段的残酷历来如此。2012年，同处湘楚的民企三一重工和国企中联重科互相指控对方对自己进行了监视、窃听、间谍渗透和刻意抹黑等不正当商业行为。更令人震惊的是，三一董事长梁稳根之子梁治中在2010年时还差点遭到绑架，此事也被三一算到了中联头上。双方的明争暗斗以三一将总部迁往北京而暂告段落。
如果认为人性是值得信赖的、商战手段都是规矩的，那未免太过幼稚。但是，公司们该如何看待自己的员工？是把他们视作要严防死守的潜在泄密者，还是应该共享信息的伙伴？
中国互联网20年，一直以“硅谷精神”为范本：尊重人，相信人的创造力，也相信充分的信息共享能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但在激烈的信息谍战中，互联网公司们还能继续“硅谷信仰”吗？
以Netflix、Google为企业治理范本的字节跳动，是以“信息充分共享”为公司运作基石的。即便是今天，由于字跳员工能看到自己团队所有成员的双月OKR，业内人士们普遍的感受是，普通字跳员工都掌握大量信息、了解其业务全局。不过，字跳提倡“对内信息越透明，对外越封闭”。
另一些公司，则把严控信息做到了极致。
360曾下发内部文件，要求公司内部所有微信工作群必须于48小时内解散，理由是为防止公司商业秘密外泄。员工之间不得通过微信讨论任何与工作相关内容，对外交流也不得通过微信讨论敏感业务。
拼多多也解散了员工的微信群，还用技术手段移除了员工们分享信息的平台，切断了各个部门、各个业务之间的连接。不但不同部门的人不知道同事在做什么，甚至同一小组的员工，也被拒绝私下讨论工作信息、分享邮件。拼多多离职员工称，因为内部系统不被允许搜索，而且没有文档保存支持，在公司里，他和同事们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要靠张嘴询问才能解决——讽刺的是，拼多多创始人黄峥正是Google中国的早期员工。
当然，一种合理的观点是，由于阿里这样的对手过于强大，正是因为极度信息保密，拼多多才得以以潜行姿态悄然崛起，让阿里措手不及。
互联网公司们是要继续相信“互联网精神”，把天平倾向激发人的创造力和自驱力？还是倾向信息保密那一端？不同的公司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但现在你能明白，你的工作环境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向严密监控了吧。
